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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现时代精神，似乎已成为当下中国画坛的流行语，时代精神的有无也似乎成为好作品的判定标签，有了这个标签好像什么样的作品都可称作好作品了。就实而言，画家在创作中对时代精神的彰显是无可厚非的，因为时代精神不仅是民族精神某一阶段的体现，也是画家个性的着落点，离开了时代精神的所谓个性，最终将会被时代所抛弃。然而，一些画家对时代精神的理解上的误区和差距，却给中国画的当代发展带来了诸多麻烦，同时也给画家本人的创作道路设置下了难以穿越的迷障。 　　在一些画家的观念里，时代精神就是表现时代中出现的事物和东西，只要描绘了别人没有表现过的“新生事物”就是表现时代精神，他们将表现“时代物质”当成了“时代精神”。当然，我们不能说“时代物质”和“时代精神”就一点联系也没有，“时代精神”需要“时代物质”的承载和支持，尽管如此，我们仍不能把“时代精神”看作是“时代物质”。需知“时代精神”是“时代物质”的蒸馏和升华，这一过程完成后，“时代精神”就没有了“时代物质”的迹象了。我们应该明白，所谓艺术表现时代，是指表现时代之精神，而不是时代之物质。绘画创作的对...

一 　　作为部队画家，袁武十分擅长表现重大历史和现实题材，但是他的重大历史和现实题材的绘画，如《抗联组画——生存》、《两代人的崇敬》以及《九八纪事》等作品，并不是靠“说故事”的方式，而是以特殊的“视觉形相”，即通过画面的直觉表现而与欣赏者进行心灵与心灵直接沟通的。 　　优秀的绘画题材背后，无疑隐含着用有声语言或代替思想的文字语言可以叙述的“故事”，那“故事”愈悲壮、愈慷慨激昂，愈能震撼人心；反之，倘若那“故事”缠绵悱恻，同样也可以令人心绪如水面拂过长风微起波澜。但是在原则上，绘画不是文学作品，也不可能是戏剧舞台上一个场景的经典再现，它不应当犹如戏剧表演瞬间定格那样，通过暗示人物的悲欢离合来表现画面的思想内容和情感特征。倘若如此，绘画在表达事件的“故事性”方面，不仅终将会成为文学与戏剧的附庸，而且还终将会因逊色于文学、戏剧而毫无意义。 　　绘画是靠“形相的力量”来说话的。它依靠的是画面造型的结构关系、笔墨调子的轻重缓急、章法的聚散...

　20世纪中国画革新的最大成果，是人物画的突破性演进。这体现在写实方法的使用、写实能力的提高、写实流派的形成几方面。传统人物画在唐代有很高的成就，这从唐墓出土壁画、唐代敦煌壁画和传为阎立本、张萱、周昉的作品，以及对吴道子的文献记载中可以得到证实。两宋以降，山水花鸟日益兴盛，人物画渐趋衰落。人物画衰落的主要原因，是社会和思想变迁产生的回避人生的态度，以及由此导致的写实方法、写实能力的萎缩。元明清三代，水墨写意及相应的笔墨语言在山水花鸟中得到发展，人物画却随着对简逸风格的追求，语言和表现力愈加贫弱。晚清的任伯年是个例外，他有超出一般的人物造型能力，但这能力的获得，与他学过铅笔素描并坚持画写生有很大关系。20世纪山水花鸟画的成就，主要体现于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于非闇、陈之佛、张大千、傅抱石、陈少梅、陆俨少等传统型画家，李可染虽借鉴了西画对景写生方式，总体上还是坚持了传统路线。人物画就不同了，徐悲鸿、蒋兆和、李斛、黄冑、方增先、杨之光，以及卢沉、周思聪、刘文西、姚有多、刘国辉、吴山明、郭全忠和他们的学生辈几代人物画家，无不受益于素描速写即西画造型能力的训练。当然，他...

写实主义人物绘画，很容易流于制作和匠气，所以人们在强调造型的同时，更加在意笔墨的融合问题。袁武深谙此中道理，在创作中，始终能够坚持用笔墨的格调来进一步整合造型语言和水墨技法，并善于将用线与用笔、写实与写意中的张力用纯粹笔墨的方法加以保持，形成自己稳定的水墨风格，营造出既有笔墨韵致，又有造型格调的境界。可以说，袁武是新时期水墨人物追求格调、追求境界的极具潜力的人物画家。 　　其实，徐悲鸿提倡写实艺术，提倡以素描为基础，直接师法造化，目的是要破除中国画中的形式主义以及以临摹代创作的风气，建立起一种新的具有时代风尚的新画风。中国画到了明代，基本上以学古人为指归，浙派学南宋院体，吴门派学“元四家”，周臣、唐寅也学南宋院体；到了明末，董其昌及其追随者“四王”更是在理论上规定，画树用某法，画石用某法，而且必在董、巨、“元四家”一系中选择，从此，中国画进一步流于形式，造成死气沉沉的气氛。人物画尤其衰弱，造型极不准确。当代不少写实人物画家较为成功地解决了造型与笔墨的矛盾，使写实人物画成为当代美术的重要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