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正在核实中..2011-09-01 15:31:13 来源:网络
人物画，不论是油画还是水墨画，都有几个层次的讲究：形，这是最基本的，要达到“似”的要求，即形似；在形似的基础上求表现对象的神情，即神似，做到“形神兼备”。如何在描绘中，在形式语言中，注入作者的主观感情，使绘画形象具有更多的感情色彩，那就又有“传情”、“写意”的问题了。不过，不能把绘画中的人物形象塑造这样一个比较单纯的问题复杂化了。一般说来，写形传神是最重要的，在这当中，自然会表达作者的感情和思想。
写实的油画和写意的水墨画，在观念和技巧上有相同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例如都要有造型，都要经得起视觉的检验，都要通过奌、线、面和色彩等形式因素给人以美感，给人以心灵的感动和思想的启迪。但是，西方写实油画和传统的写意水墨画除了工具材料上有所不同外，在创造的出发点上也有区别，前者用形来包容意，后者以意来兼顾形，在美学追求上各有侧重，各有千秋。但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前者在人物塑造的真实感上有相当的优势，后者在山水意境的创造上成就非凡。
20世纪中国水墨人物画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变革的中国社会要求水墨人物画描写现实生活，塑造当代人的形象，以推动社会的前进步伐，因此文人画面临巨大的压力。有志于革新文人画的先驱们，提倡用文人画以前的民族写实绘画传统和西画的写实主义，来改进水墨人物画的造型。20世纪涌现出人物画大师徐悲鸿、蒋兆和、叶浅予、黄胄以及王盛烈、杨之光、方增先、李震坚、周昌谷、刘文西、卢沉、周思聰、姚有多、刘国辉、吴山明等一大批杰出的艺术家。新时期成长起来的人物画家在这个基础上又做出了新的探索和新的贡献。基于时代的发展和人们新的审美需求，近十多年来驰骋于画坛的人物画家们在两方面有新的突破：在内容上他们更关注表现人的感情的丰富性，更深刻地发掘人性的复杂性，从而使人物形象更具真实感和时代感；在形式语言上，更注重造型与线语言自然、完美的结合，使水墨人物画更具民族气派。在涌现出的新人中，軍旅画家袁武备受人们关注。
早在80年代末，袁武的作品就受到人们的好评，在高手如云的第七届全国美展上，他的作品《大雪》获得铜奨。之后，他不断在全国重要的展览会上亮相，推出目己的新作，尤其在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研究生班结业、获得硕士学位之后，他的视野更开阔，修养更全面，追求更明确，艺术创作进入了新的境界。作品《凉山布托人》、《亲人》、《夏日，阿拉山口的雪》、《九八纪事》、《抗联组画—生存》等先后在全军和全国美展上获奨，跻入当代中国画领域优秀的人物画家的行列。
研究袁武成长的经历不难发现，他像一切有成就的艺术家一样，成功的原因除了有一定的天赋外，主要靠认真学习和细心体悟。他是一位很勤奋的人，从他的大量速写中，可见他“艺不离手”，不断训练自己眼睛、手和心的互相配合去把握对象特征的能力；同时不断在琢磨对象中体悟自己的感情，体悟艺术创造本身和人生的奥秘。所以说袁武远远不只是绘画技巧的高手，而且是有思考、有追求的艺术家。
袁武是在“‘85’青年美术思潮”之后登上画坛的，他虽没有卷入这场美术青年的“反叛”活动，但多少受到这场思潮的“洗礼”。他似乎从这场波及面很广的思潮中，更加认识到传统中国画艺术的精神，认识到手艺的重要。他尊重20世纪艺术前辈们的探索成果，决心在他们的基础上迈出自己前进的步伐。当袁武正满怀信心地在水墨人物画上奋力拼搏时，画坛又兴起一股复归文人画传统的思潮。他敏感地从中得到启发，更加精进地钻研笔墨，钻研文人画技巧，以弥補他学生年代重造型而对笔墨语言研究的欠缺。但是，面对一些把文人画“阐述”得玄而又玄，并以此来否定20世纪水墨人物画成就的理论时，袁武从自己的实践中清楚地认识到这种貌似弘扬传统的理论，会把中国画引入歧途。在他写的《心路》一文中，他用“我干脆掩耳盗铃，只管画画，不管画理”来表达自己的心情。其实，袁武是深谙画理的。在两个层面上他对画理颇有见解：形而下即技巧、技术的层面，形而上即理论的层面。我们读读他写的许多日记和创作心得，就会对此深信不疑。关于绘画技巧、技术，袁武是认真对待，一丝不苟的。他十分重视绘画的手艺，他说：“绘画，首先是技术，我个人认为，一个真正的绘画大师，应该具备一个画匠的手工能力，要有能力表现出对象的‘物理’、‘物情’、‘情态’。”他十分重视写生，把写生的目的归结为两个：搜集素材和训练造型。他用心地钻研水墨人物的造型问题，他在熟练地掌握了素描造型的基础上，近十年来孜孜以求的是在探索线造型与体积结构较完美的交融。在长期实践中他总结出“整体写意，局部写实”的经验，也就是说用写意的精神来统率写实的技巧，在尊重和保留大感觉的前提下精细地处理细部：他准确、简明地指出线有两层含义：作为体现人体结构特征的线和富有形式美感的线；他在教学、写生中强调画感觉、画特征而不是斤斤计较于对象比例等外在因素；他时常警示自己也告诫学生，不要满足于技巧的娴熟，有时要忘掉技巧直取对象的神态和性格，更舒畅地表达自己的感情……这些朴素的、闪耀着辩证思维的言论，是对画理的精辟阐述。袁武不停留于此，他更进一步深入探讨人物形象塑造面临的新课题，那就是发掘人在特定条件、特定瞬间感情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力求避免形象的概念化和说教性。这在写普通劳动者的形象中是如此，在写重大历史题材、处理英雄人物形象时也是如此。他关注笔下劳动者面貌和性格的真实再现，既不刻意美化，也避免过分夸张和渲染其“丑醜”的一面。而后一点，在新时期人物形象塑造中己经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真实性并不意味着形象的“丑化”，而在再现正面人物形象真实特征时，适度的、不留痕迹的“理想化”，则是有现实品格艺术的应有之义。袁武描绘劳动者形象的画幅如《凉山布托人》（1996年），在刻画劳动者饱受生活沧桑（长期艰辛劳动生活在他们面部和身体上留下的痕迹）的形象时，同时写出了他们的善良、坚强和纯朴，写出了他们身上蕴含的力美。作者不止于对这些劳动者生存状态的同情，还有发出自内心的思考和对生活的诘问，其中包含着对劳动者身上品质的赞美。正是这些复杂的感情和思绪驱使袁武拿起画笔为他们的形象立传。作为军旅画家，描写我国革命历史上或现实生活中英雄们的壮举和业绩，更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袁武处理这些画面时忠实于历史的真实，歌颂他们的英雄行为和事迹而不回避他们在彼时彼刻面临的艰辛，不忌讳写出他们在困境中复杂的心情。在《抗联组画—生存》（2003年）中，他笔下的战士疲惫、寒冷和饥饿……但他们为了崇高的理想要坚持生存下去，他们内心的美，他们坚韧不屈和顽强奋斗的精神在逆境中显示出来更加真实感人。总之，着眼于“内美”而不满足于“外美”，是袁武水墨人物画的重要特色，这在他的作品《母亲看我画小平》（2004年）一画中，也显明地表现出来。
袁武在邓小平形象（《小平犹在》，2001年）的塑造中，没有把重点放在表现领袖人物的“高大”这个基点上，他刻画了一位慈祥、睿智的长者正以其特有的姿势在纵论国事。坐在“画中画”右下方的作者的母亲，一位普通的中国老年妇女，用极其普通的方式，表达她对使中国走上富强道路的伟人的敬意。这幅画的构思非同一般，画幅中有两位主人公：领袖和普通的老年妇女。画中的“我”即作者是缺席的，他的感情融在小平和母亲的形象中了。这幅画的灵感来自作者亲历的生活，画面上表现出来的又是“原”生活形态，画面构思新颖，耐人寻味、耐人咀嚼。
袁武的人物小品特别是描写古人的小品，画得轻松自由，布局不拘一格，线条飘逸甚至“放纵”，但不满足于笔戏、墨戏，一看是受过现代写实造型训练的艺术家的手笔，人物形象的内在结构严谨。读这些画时，我又想起袁武说过的一段话：“现在的绘画己经不再热衷于讲故事、画情节，更多的是強调形式和节奏。我曾尝试打破时空,也曾想要突破笔墨。但是经过一番试验后，总是又回到原来的套路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我要画的形象表现出来，才能把我要说的话说清楚。”我理解和赞赏他的见解。艺术本来是人发自内心的声音，包括笔墨在内的一切形式因素都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舍弃这一根本目的，艺术就失去其意义。勤于实践又有理想的袁武，执著地守护着自己的观念，并诉诸于实践，己经取得了令人称羡的成绩，相信经过他的努力，还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2006年元月于北京，中央美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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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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